相比非典，从临床护理上来说，这次新冠肺炎的传播速度快，病人数量多，病情发展快，年龄分布广，整体救治难度更大了

　　现在我们被称为逆行的英雄，等疫情结束，我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希望患者和家属能理解我们的付出，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

　　穿好隔离衣后，队员帮助曾宪红在面部口罩的缝隙处贴上胶带 

　　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曾宪红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三十余年，此次担任同仁医院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组长。她曾于2003年非典期间，进驻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北京酒仙桥医院参与救治工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她又主动报名前往武汉，以下是她跟记者连线时的自述（采访时间2月15日）：

　　病情发展得很快是这次新冠肺炎的一个特点

　　同仁医院接到援鄂任务后，大年三十呼吸内科开始组织报名。这次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前线急需专业医护人员，我是科室护士长又是党员，肯定要走在前面，当天我就报名了。初三傍晚，我们130多名来自十几家医院的北京医疗队医护人员从首都机场乘专机前往武汉。

　　到达武汉第二天，全体队员参加了由北京地坛医院的专家讲授的专业防护知识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的诊断流程、治疗方法，个人防护、消毒隔离以及心理方面等。

　　曾宪红戴上口罩，准备前往医院 

　　培训后，我们即刻前往武汉协和医院参与救治。协和医院是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同仁医院援鄂护理组共8人，都是重症监护室和呼吸科的护士，连同北京医疗队其他队员和武汉协和医院本部的护士，一共将近60人，24小时轮班，负责护理协和医院西院区12病区50张床位的病人。

　　这次护理需要的人力相对较多，因为没有家属，也没有护工，病人的饮食起居，打水打饭、喂水喂饭，处理大小便，以及各种治疗，生命体征的观察，包括一些危重病人的抢救，都由护士来参与完成，工作强度非常大。

　　一进到病房，我们就感觉到病人的病情真的很重，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这也是这次新冠肺炎的一个特点。我护理过一个30多岁的女性病人，前一个班还能跟我们交流，下一班就出现喘憋、呼吸困难的症状了。午饭的时候我问她吃饭了吗，她也想吃，但已经没有力气自主进食，我给她剥了一个鸡蛋，她用了10分钟也没有吃完，吃一口就要赶紧带上面罩吸会氧，看着特别叫人心疼。

　　还有一位80多岁的重症患者，已经出现呼吸困难，但他特别坚强，说自己是退伍军人，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老人的手特别肿，我们带着好几层的手套和护目镜，视线不是很好，所以给他扎针的时候没做到一针穿刺成功，但他没有怨言，还宽慰我们。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每次我们给他喂水喂饭，老人都会特意摘掉面罩，竖起大拇指，说一声谢谢。

　　我们这些从事临床的护士，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临终时，都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能做一些后事的安排。但现在，病人去世时没有亲人在身边。我们病区有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妻病人，不住在同一病房，女方一开始不知道爱人已经去世了。好几天联系不到人，她特别焦虑，看到护士就问，你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爱人。我们为了稳定她的情绪，告诉她我们会去联系。每个班的护士在工作之余都会多跟她说说话，让她别着急，还把配备给我们的水果和牛奶带给她，直到她的病情稳步好转。她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有被感染。现在她恢复得差不多了，目前正等着出院。她能健康出去对我们来说是个安慰。

　　我把大家带出来，就要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去

　　对医护人员来说，传染病临床护理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医务人员被感染。为了避免感染，我们工作时至少穿两层防护服，带全套护目镜、手套和口罩。北京医疗队的防护用品都是从北京运送过来，生活物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都很到位。只要是上班的人员，都是在安全的防护下才进的病房，这点是能够保证的。

　　一个班次过程中，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不能吃喝，也不能上厕所，这对大家来说是特别大的挑战。上班前不能多吃，因为穿上防护服、带上口罩，会很闷热，容易恶心呕吐。可以吃巧克力这种热量高又水分少的食物。也不能喝大量的水，更不能吃生冷的食物，如果闹肚子就更不能想象了。女护士在生理期没有时间去厕所，都会穿上用安心裤。

　　防护服防水不透气，一个班下来，里面的衣服基本就是湿了干、干了湿。下班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是虚脱的状态，下班脱防护服，去洗澡，洗完澡才能喝水，一瓶水一仰头不喘气就能喝完。但即使喝再多，一天尿量都很少，因为太缺水了。

　　刚开始我们是6小时一个班次，后来大家压力比较大，就调整到4小时一班，但人手有限，每个人轮班的频次就增加了。工作时间是指在病房护理的时间，不包括做准备的耗时。防护服穿脱一次，大概需要五六十分钟。特别是脱防护服的时候，为确保安全，每做一个步骤，摘一个东西，都要反复洗手，很费时间。

　　遇到特殊情况，新手护士适应不了，穿上防护服就恶心头晕心慌冒冷汗，我们会让他出去休息，如果人手够，就尽量让他多休息一会。

　　随着病人病情加重，我们病区也开始使用有创呼吸机插管治疗，这个过程增大了医务人员暴露的风险，我们工作的强度和难度也增加了，变成专护。一个上呼吸机的病人，需要每一个班都有一个专门的护士去护理。

　　从开始接手上呼吸机的病人，我们工作的流程、消毒隔离防护的措施都要重新完善和培训。我把每个工作环节的流程和细节汇总出来发给大家，上班之前都要把这些流程先过一遍，保证万无一失。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组长也是大姐，我启程时定的目标就是，把大家一起带来，就要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去。

　　转眼我们来武汉快20天了，还没有接到返京的通知，但已经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队员们每天都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体力和心理的压力逐渐增大，医疗队给我们开通了免费的心理咨询热线，最近一两天，还会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入驻我们酒店，给大家进行面对面的心理疏导。

　　我们平时在工作群里，每天都会发个小笑话或者轻松的视频，来分散注意力。要是能凑在一起，我们就下楼踢个毽。每天早上，我都会叫上早班的队员一起去吃饭，保证按时吃饭。这个时候，身体一定不能垮掉，否则内心再强大也不行。

　　现在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开完各种会，安排好大家的工作，躺在床上跟我家老王视频聊聊天。一般都得夜里12点以后了，聊聊一天的工作怎么样，累不累，他常常提醒我多喝水。说的都是家常，但每次都不舍得放下电话，这个时候，家人的支持和关心是最大的慰藉。

　　等回家以后，我要先在家好好补补觉，然后带着老妈，我们一家人出去好好吃一顿。我平时是个篮球迷，本来约好要去北控看马布里的集训，找他合影签名，等回去要把这个心愿完成。

　　相比非典，这次新冠肺炎的救治难度更大了

　　2003年非典时期，我在北京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酒仙桥医院参与医护工作。支援了16天，当时住在医院旁边的宾馆。相比非典，从临床护理上来说，这次新冠肺炎的传播速度快，病人数量多，病情发展得快，年龄分布广，整体救治难度更大了。在酒仙桥医院时，我们50多名医生护士，负责三四十个病人，而且收治的重症不是很多，比现在工作压力要稍微好一点。

　　对于重症病人，现在治疗的方法更多，除了最终使用呼吸机，还使用经鼻高流量通气治疗，这种吸氧设备能更精确地控制氧气的浓度和流量，对改善病人的症状有较好的效果，而且不用插管，暴露的风险更低，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更有保障。

　　从医院回驻地的摆渡车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后，疲惫的曾宪红在车上一言不发 

　　2003年的时候我也是主动报名去前线，出于本能，因为我是医护人员，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所在。跟高不高尚没关系，这就是我的职业。如果这个风险发生在别的行业，相信别人也会冲在前面，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

　　虽然护理传染病病人有一定被感染的风险，但我相信只要按照防护工作的标准流程去做，防护到位，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呼吸科平时收治的病人中，有流感、结核病病人，还护理过艾滋病病人。我对这些传染病的病人不会特别恐惧了，而是把他们“正常化”来对待。

　　我毕业就来到同仁医院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医护人员的辛苦真的是外人不能想象的。工作中难免出现医患矛盾，这时候就要换位思考，医生站在病人的角度，今天我们穿白衣，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病人躺在病床上，就能理解病人和家属对我们提出的那些要求了。

　　现在我们被称为逆行的英雄，等疫情结束，我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希望患者和家属能理解我们的付出，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无论有没有疫情，在前线还是在平时的工作岗位，我就是踏实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护理好病人，带好我的团队，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了。

　　2月15日，武汉突降大雪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现在街上空荡荡的。等疫情结束，恢复正常生活，我一定带老王来我工作的协和医院，还有我入住的这个房间故地重游。当时随机分发的房卡，房间号就是我的生日，特别有意义。从我的房间望出去，是江汉大学的花园，操场、教学楼和林荫路错落有致，景色很美。等樱花盛开的时候，这里肯定会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