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站得有多高，看得有多远，礼赞多少白衣天使，由于医患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加之无良媒体的歪曲报道等原因，很多医生仍然遭受着误解和不公。其实，说到底医生的心思也是很简单的，出于实现个人梦想也好，还是为了养家糊口，不过就是治病救人。只是这“简单”的想法重千斤，而且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一个人，如果心里想的念的都是爱和奉献，那么他必将是个有追求的人，他的为人处世也会写满情和义。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心内二科主任医师董鹏教授就是万千优秀医生中的代表之一，因为心中有爱、肩负理想，被诸多患者信服和敬仰。

　　追  学医是意外 永恒的是坚持

　　学医是一场意外，但是医学的博大精深和技术革新同样吸引着我。——董鹏

　　要问什么专业最难掌握，想必医学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学医之路漫长，从医之路崎岖，这其中更是充斥着无以复加的汗水和泪水。董鹏教授从上小学起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别的小朋友可能会贪玩，而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刻苦用功，每每都是奔着“100分”去的。这样爱学习的习惯一旦确立，再配以聪明的头脑，成绩自然是非常优秀的。回忆起这些点滴往事，董鹏教授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他说：“那时候的人思维可能都比较简单吧，上学的年纪就是要好好学习，听老师和父母的话。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理科成绩确实比较突出，以至于物理和化学两门课的老师都要我来当课代表，还希望我能多去帮助那些学习成绩稍差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讲，当时我在同学堆里也算是比较有人气的。”

　　尽管二三十年前高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以董鹏的成绩上大学还是非常“简单”的。“我当时参加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拿了三等奖，因而最大的自信和心愿就是要报考与尖端科技相匹配的专业。”董鹏教授介绍当初的择医之路，“我是个‘红三代’，爷爷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部下，建国后调至青海西宁市工作。我是在青海长大的，家教非常严格，由于父亲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因此他特别希望我能从医。父亲对医学的执着甚至还波及到了我的姐姐，因为在他眼里自己的孩子就都应该学医。起初我也反对，因为我确实对医学没有过多侧目，甚至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统统填写了‘计算机’专业。可惜高考成绩在全省第四，没有考上清华计算机系。后来经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录取，是当时的头名。但是父亲的力量太强大，在他的‘子承父业’的‘合理’要求下，我又提前获批了部队医学院的录取。”可以想见，董鹏教授若能投身计算机领域，理应有一番大作为，最后因为父亲的坚持而选择了医学。

　　既来之，则安之。这句话用在董鹏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初到大学，对医学了解甚少的他一开始也有些手足无措，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医学枯燥的理论背后深藏着各种有趣的知识，特别是后期接触到临床，在与实实在在的患者和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谈及此，董鹏教授依然心潮澎湃，他说：“学医是非常艰难的，有那么多的理论知识要记。如果光看表面这些生硬的知识点自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若结合到具体的患者，特别是那种疑难病例，行医过程就变成攀登一座高峰。大家可以想象登山运动员把五星红旗插在珠穆朗玛峰上的激动心情！”

　　董鹏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时，与普通的医学生没什么两样，在医院里实习轮转。因为他的努力和上进，在同批次医学生中得到了格外的关注。最终，董鹏选择了“深不可测”的心血管领域。对此，董鹏教授表示：“在诸多医学专业里，心血管领域的发展非常快，几十年来无论是理念还是器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是个典型的理科男，所以比较喜欢那些高难度、刺激的挑战，就像解难题一样，非常享受这个攻坚的过程。”董鹏教授所言非虚，他在心血管领域的才华也是显而易见的。多年临床行医的经验造就了他“多面手”的非凡技能，各种心血管疾病治疗均有所涉猎，尤其擅长心血管急危重症抢救，很能彰显他危急时刻冷静、果敢的思维优势！值得一提的是，董鹏教授对计算机的爱好和熟稔，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他在心血管药物及器械方面的研发范畴。据悉，目前董鹏教授已经获得了8项国家级专利，亦被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聘为冠脉介入组组长和医促会心血管预防与治疗分会青委会主任委员！

　　去年年底，董鹏教授在航空总医院发起并主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冠状动脉复杂病变介入手术远程沙龙。邀请中国台湾花莲慈济医院心内科王志鸿教授与大陆的专家代表，一起开展了8台不同特点的复杂病变冠状动脉PCI手术，并通过最新的互联网技术进行实时直播。这一创新形式不仅吸引了众多同行们的关注，在线交流的形式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董鹏教授就此收割了一大批粉丝！而当记者再次谈起这次别具一格的经历时，董鹏教授笃定地说：“医学发展太迅速了，不努力就会被淘汰，不创新就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董鹏教授虽已不是少年，却仍在追风，心血管介入领域就是他奔驰的广阔天地。

　　带  管理是责任  好的舵手是艺术家

　　做管理就像做家长，少不了的是操心和张罗。——董鹏

　　在我国，医学临床科主任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方能担任此重任。董鹏教授很早就攻读了博士研究生，现在已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不仅具备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突出的专项技能，还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综合协调全院关系及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过真正担负起心内二科主任的职责之后，董鹏教授也觉得任务不轻，他说：“以前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现在不光要做好自己，还得带好团队。心内二科全科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行政管理工作都要做，同时还有我自己的手术、查房等工作。日常的不用说大家也很清楚，比如组织学术会议和疑难病例讨论会等，可谓是事无巨细。要安排得处处妥帖确实不易，说不累都是假的。但是既然院领导让我挑起这个重担，就一定要顶上，不辜负医院的期望。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配合和支持。”

　　众所周知，医院科室的生存和可持续性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人才，医疗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大到医院，小到科室，只有规范好人才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才能够不断提高科室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董鹏教授深谙个中道理，同时他也承认“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科室发展的生命线，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不过现在的医疗大环境跟我刚执业那些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讲，那个年代百废待兴，祖辈的奋斗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发愤图强才能获得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学医、从医的人亦是如此，读书就要读好，做医生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医学院的门槛本来就高，所以说医学这个领域的综合素质也非常高。然而，现在不同了。”从董鹏教授的话中不难听出，他对当下医学人才的输送和培养还是有一些担忧。“我带过很多硕士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尽管他们也是现在青年人中的佼佼者，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在我看来是‘不达标’的。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老师要求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和上手操作能力，而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具备，所以到医院真正临床实习的时候，相当于‘回炉再造’，要把本在学生阶段就牢牢掌握的基本技能弥补上。除此之外，现代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也不够，这个可能在各行各业都有所体现吧。主要是当下科技发展了，人们富裕了，很难体会当初吃不上穿不上过穷苦日子的心境，自然也就对自己有所放松。然而，疾病和患者就摆在那里，甚至比以前还要多还要重，我们只有掌握得更到位更扎实更熟练，才有能力为患者解除病痛。除外，‘以患者为中心’也是经常被我们提及的，这是医学发展的核心。总的来说，培养的过程很艰苦，也很枯燥。以至于有些人坚持下来，有些人却半途而废。”

　　以往说起医学院，可谓是金字塔上的明珠，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可想而不可求的。如今，经常闻及“医学院校未招满”“医学院校分数线下调”等报道，谈及此，董鹏教授感慨万千，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医学的特殊性要求把最好的人才输送进来。但是很明显，医生的社会地位在百姓心里趋于下滑的趋势，这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反映到科室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也一样，新人质素参差不齐且不稳定，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掣肘。”董鹏教授讲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当然，我们还是要报以最大的希望来履行各自的职责。现在国家出台各种政策，提升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保障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日积月累地增进”。

　　十个指头，有长有短，最短的那个更能影响大局。所以，找到短板，弥补短板才是上上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不足，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董鹏教授对科室未来依旧充满希望，他指出：“困难有，现实也摆在眼前，但是我们不会退缩。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们不会刻意强求，但是对于志同道合的也要给予最大的发展空间。我常常开玩笑说，出去参会给别人讲课往往发挥自如，每每给自己人就要手把手教，还总担心顾此失彼。想来每一个专科科主任都是这样吧，就好比一家之长。”董鹏教授以自己一贯的乐观之姿，为科室管理和发展努力不懈。

　　创  拨开雾霭 心脏介入技术一片通途

　　介入技术发展是人类的福音，心脏支架不应该被妖魔化。  ——董鹏

　　心脏介入技术开始于1977年，发展到现在已有40年的历史。对于整个浩瀚的医学进程来讲，这40年可谓是沧海一粟，但是正是这40年，却把心血管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心脏支架又称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术中最常用的医疗器械之一，也最能代表心脏介入的特点和优势。在该领域，我国起步相对欧美国家要晚一些，不过因为患者群数量庞大，技术跟进飞快，如今已经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并肩了，甚至在某些领域完成了超越。董鹏教授最拿手的正是心脏介入治疗及器械开发，他说：“1984年，我国进行了第一例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到2000年达到了2万例，之后就呈指数递增了。也许当年心脏支架还被看作是高精尖的技术，现在恐怕只是所有普通心导管室的日常工作。”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我国心血管病患人数为2.9亿，每天心血管病死亡9590人，每9秒就有1人死于心血管病……对此，董鹏教授直言：“心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心血管病患病人数居高不下，而且有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三高’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存在硬化、血栓和狭窄等，单凭药物治疗已经无济于事，特别是明确的急性脑梗、心梗患者，放支架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它能有效地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心脏支架历史虽短，但是革新换代频繁。对此，董鹏教授表示：“我研究支架许多年，也参与了很多研发项目。每一次革新，都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冠脉血管通畅，获得更低的再狭窄率及早期、晚期、极晚期血栓事件。”

　　不过，心脏支架再好也总能听到异样的声音，甚至还有同行站出来说：心脏支架在中国存在严重的过渡医疗，很多不该放支架的患者放了支架，有的甚至还要放4-5个！消息一经爆料，四处传开，大有妖魔化介入医生之势。对此，董鹏教授义愤填膺，他说：“我们不排除个案，但是总体上我国心脏支架的数量非但没有超标，甚至还远远不够，也就是说还有大量应该放支架的患者没有放。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欧美发达国家每百万人口介入治疗病例数为1000至2000例，而我国同比例仅为200多例，尤其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只有5%接受了介入治疗。这足以说明我国整体接受介入治疗的比例还很低，也就说明有许多患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接受本应该给予的介入治疗。”

　　我们都知道急性心梗一旦发作，进展非常迅速且死亡率高，现在不少医院也开设胸痛中心等绿色通道，所谓“时间就是生命”，旨在快速施治。谈及此，董鹏教授表示：“我们一旦发现紧急情况，希望家属能够尽快决定。指南推荐90分钟之内放好支架，而现在介入医生的技术一般比较熟练，大都40-60分钟就能搞定。但是，这个时间是从患者发病后计算的，包括转运和医患沟通的时间。实际情况是介入医生往往要花几十分钟的时间与患者家属沟通，要尽可能解释清楚，消除其疑虑，有时候还要反反复复地分析。眼看着时间被浪费，医生也很着急。更悲哀的在于有时候医生讲解了一大堆道理，患者和家属就是不认可，白白贻误抢救时机。”相信，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应该轻松得多，因为大部分家庭对心脏支架比较熟悉，也比较尊重医生的观点，而在我国显然就困难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介入比例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患者越来越多，老百姓看病也愈发困难。这既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单凭医生就能解决的。对于心脏支架，当务之急是让更多的医生掌握好这门技术，以便让合适的人群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诚然，心脏支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技术和器材本身，还是做心脏支架的医生，但是整体上是在往发展、普及和规范的道路上走。

　　医院里的药品、器械，其价格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医院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当然，以前支架的价格确实贵一些，而现在随着自主研发的进步和医保政策的完善，其价格也是越来越亲民。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小的波澜就去否定甚至仇视这项技术，应该更合理地运用。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以偏概全。”董鹏教授如是说。据悉，为加强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管理，原国家卫计委于2007年发布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初步建立了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准入管理制度，并提出了质量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帮  分级诊疗 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分级诊疗是大势所趋，也是大医院的责任，但是还有很多细节工作要完善。——董鹏

　　早在2016年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强调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表示这将是今后医改中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医改“十三五”规划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置于5项重点医改任务之首。近年来，不少省市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分级诊疗的改革探索，中央政府也提出了推进分级诊疗、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的相关政策。

　　为了提升医院急救水平和服务能力，航空总医院从去年开始全面推进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的创建工作。董鹏教授作为心内二科的主任，自然也要承担起繁杂的任务。“这是一项大工程，任重而道远。自从项目提上议程，我们也做了很多设计和具体的工作。今年2月，航空总医院与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签署‘胸痛中心’合作协议；3月，航空总医院又与朝阳凌和望京医院、北京东苑中医医院、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胸痛中心’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建北苑区域胸痛救治体系。我们想通过加强合作，助推区域医联体合作，充分发挥胸痛中心协同救治结合的优势。”董鹏教授踌躇满志地说。我们都知道，大医院具备专家团队优势，对基层医院人才培养、技术支持、学科建设、双向转诊等能够提供很多帮扶工作，这也是现在国家政府极力倡导的。“对于百姓而言，病有所医是最大的心愿，通过医联体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切实推进分级诊疗，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让基层群众就近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目前这个急性心梗救治‘绿色通道’还在完善过程当中，我们要规范培训机制，最终实现胸痛患者的区域协同诊疗和快速诊断转运，缩短患者的救治时间、降低死亡率，提升区域整体的诊疗水平。”

　　最近几年，董鹏教授参加了很多义诊活动，也经常去基层医院进行指导，包括一些远程会诊等。由于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确实参差不齐，而对于所有的百姓而言，又不可能都有机会到大医院就诊，因此这种方式就成了“及时雨”。不过董鹏教授不光身体力行，也在反复思考，他说：“个人的时间毕竟有限，即使放弃休息的时间也只是杯水车薪。国家倡导分级诊疗，我们也希望患者有病先在基层治疗，碰上疑难杂症再到大医院，这样既能确保患者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治，又不会浪费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像有些比较基础的心血管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等，在社区也完全可以看。不过这都是设想，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比如我们科室的很多住院患者，可能前期确实比较危重，但是经过有效的治疗之后已经转危为安，在康复阶段也可以去社区卫生所。但是从我们的调研观察来看，患者并不信任，他们要么质疑基层医疗机构专家的业务能力，再者一些药品在基层也无法购得，或者基层的一些住院条件、设备不如大医院，他们缺乏安全感。”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医院与基层、社区的脱节，更进一步讲在于我们的相关政策没有跟“分级诊疗”这个大方向完全匹配上。“即使我们分级了，一些‘低级’的患者在基层和社区也得不到有效的诊治。有些特殊的药品管控得比较严格，基层医院可能都不具备开药的条件，这样再把患者分到基层就会很麻烦，因为患者还得回大医院开药。总之，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董鹏教授如是说。

　　有关学者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对分级诊疗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外分级诊疗主要以不同疾病的发病率为基础构建，比如全科医生主要处理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专科医生主要处理发病率较低的疾病。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则是以行政等级制为基础的同类型医疗服务分级，服务内容大致相同，但质量存在等级差异。董鹏教授指出：“分级诊疗体系本质上是要控制医疗服务过度集中，对患者进行分级，以期控制成本。这是一件好事情，也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要跟进的还有很多，无论是基层人员培养，还是政策导向。好在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愿意去做一些尝试，相信会越来越健全。”

　　医患和谐重在信任

　　大家一起营造良好的氛围

　　如今，每一所医疗机构都在讲仁爱、博学、和谐，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宗旨与使命。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医疗纠纷层出不穷，有些甚至还有升级。董鹏教授行医数十年，接触的患者成千上万，对于医患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面对同一个敌人，只有并肩携手，才能发挥出最强悍的战斗力。由于专业和身份等巨大差距，两者之间想建立起完全彻底的信任关系也是不容易的。作为医生方，我希望同仁们能够以身作则、将心比心，凡事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站得高，这样才能看得远，不要拘泥于细小的环节。有时候患者可能因为焦躁、不懂而显示出不耐烦，医务人员就要加强沟通谆谆善诱，打消患者的疑虑，以争取最大的配合度。”

　　去年，国务院通过了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今年8月19日为首个“中国医师节”，相关机构还举办隆重的“中国医师奖”颁奖典礼。这让董鹏教授很感动，他说：“我们国家和社会意识到了医患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出台各种政策，如设立医师节，严厉打击医闹等。医生社会地位提高了，安全性也能够保障，这对于该领域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多去宣传好人好事，即使有分歧和意见，也要尽可能地保持客观。而非为了吸引眼球，大肆渲染甚至歪曲事实。总之，社会是需要正能量的，医学同样如此。”

　　记者手记

　　“心血管临床病例讨论会”是由董鹏教授为主要策划人组织的学术交流平台，到今年已经举办了4届。每次办会，董鹏教授就要忙得不可开交，他兴奋地说：“真的是累并快乐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这样一个平台难能可贵。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伙计聚在一起，热心公益，为心血管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真的挺幸福的，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品牌！”

　　医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专业、有技术含量且崇高的职业，同时医学也是一门经验学科，每一位年轻的医生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质疑、失败和成功。作为中国心血管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董鹏教授低调、好学、坚韧，在筑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专家简介

　　董鹏，心内儿科 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专业特长：擅长冠心病、先心病、心律失常、外周血管介入治疗及心血管内科急危重症抢救；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心病及外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心血管药物和器械研发。

　　出诊时间： 星期一(上午)